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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起居注》哪个朝代才出现的?都记载了哪些内容?

更新:2020-07-30 09:55:41 | 评历史网 www.pinglishi.cn

 《起居注》是中国古代一种专门记载帝王言行举止的册籍。周朝的“左史记动,右史记言”为其肇端。

  《起居注》之名称正式出现于汉代。汉武帝有《禁中起居注》,汉明帝有《明帝起居注》。三国时,魏设掌起居注著作郎,是为置专官之始。隋代设起居舍人;唐代设起居郎(舍人);宋代设立起居院;辽金代设立起居舍人院、记注院;元代以给事中兼修《起居注》;清康熙时,设立起居注馆,由“经筵日讲官”(以翰林、詹事等兼充)专职编修《起居注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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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古时候,凡皇帝的衣食起居、御门听政、朝会宴飨、祭祀典礼、谒陵、校猎、巡狩等,皆有起居注官左右侍班或随扈侍从据实记录。正所谓“朝朝橐笔侍御床”“记载圣治金匮藏”“侍臣橐笔皆鹓凤”。

  《起居注》有着严格的编撰方式和记注体例。《大清会典》载:“凡记注,先载起居,次谕旨,次题奉,次官员引见。”并有全载、节略之定例。凡记之制,以事系日,以日系月,以月系时,以时系年。字数也不尽相同,或四五字,或千余言,一律用墨笔缮写。由侍值者共同校阅,署名于后。逐日记载,逐月编撰成册。“记时政损益,季终授之于国史。”书法不隐,不掩恶不虚美。倘有擅写者,则革职严办。

  见于《隋书》记载的《起居注》册籍有44部、1189卷。因朝代更迭、兵燹,历代的《起居注》散失居多,保存较为完整的有唐初记室参军温大雅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3卷以及《万历起居注》和清代的《起居注》。目前,清代《起居注》之现存起于康熙七年(1668)九月至宣统二年(1910)十二月,中有缺佚,计12000余册。分别珍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。其中,《康熙起居注》982册,汉文本493册,满文本489册。《起居注》多被用来编撰《实录》《圣训》和史书等,其价值丰赡珍贵。

  记注官员属天子近臣,身涉机要,职任重大,故历朝膺选者必为品端学粹、博涉文史之人。诸如:唐代著名政治家、史学家令狐德棻,著名诗人贺知章曾任起居舍人(郎);清代著名政治家、史学家陈廷敬、朱珪、钱大昕、翁同龢也有起居注日讲官之履历。记注官员人数以清代最众,多达20余人。其时,每日值侍的起居注官,一般为满、汉各一人,偶有增减,使用满、蒙、汉3种文字记注。

  历史上,《起居注》衍生的故事时有发生、五花八门。北宋时期,宋仁宗赵祯命王安石编修《起居注》。王安石极不情愿,10余次上呈辞状,甚至钻进厕所里不出来,以躲避朝廷派来的传旨官员。宋神宗赵顼(xū)欲召苏轼编修《起居注》,王安石对赵顼说:东坡(苏轼)不是“可奖之人”,终因作梗而事未果。北宋年间,黄庭坚参与编撰《神宗实录》,并被擢升为起居舍人。他据实记载宋神宗言行,毫不隐晦善恶。宋神宗大为不快,将他贬为涪州别驾、黔州安置。《明史·后妃传》载,万历九年(1581),明神宗朱翊钧与慈宁宫王氏宫女私幸,致使宫女怀孕。太后得知此事后,询问朱翊钧始末。朱翊钧先是矢口否认,百般抵赖,太后遂命调取《起居注》详查,由此确定宫女所怀身孕为帝王血脉、纯正龙种。铁证如山,朱翊钧哑口无言。之后,这位宫女一步登天,被册封为“恭妃”,并生下皇长子朱常洛。时达10余年的“国本之争”就此拉开帷幕。

  《起居注》为内廷核心秘籍,阅看范围极其有限。名义上,皇帝本人是不得索阅的。因此,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约束帝王言行之作用。

  《起居注》为“帝王之实录,将来之炯戒”,彰善瘅恶,以树风声。史官非但记事,亦为监戒也。据《大唐新语》载:贞观年间,褚遂良任起居郎。某日,唐太宗李世民问褚遂良:爱卿执掌的《起居注》都记载了什么事情?我身为君主,可否浏览?褚遂良答:如今的起居注官,与古时候的左史右史所司相同,专记君主之言之事及其善恶。以此作为前车之鉴,警示君主循法行事。至于皇帝自己欲看《起居注》,尚无前例,实属不当。李世民又问:如果我有不良言行,你一定记载吗?褚遂良答:为臣之责就是忠实地记录君主的言行。因此,君主的言行我都会如实记录在案的。黄门侍郎刘洎接过话题说:皇帝有过失,如同日食与月食一样,人们皆能看到。即使遂良不予记录,天下之人也记着呢!

  据《唐书》《资治通鉴》载:李世民欲观《起居注》,朱子奢云:如此一来,便会开启后世史官的灾难。史官为了保全生命而惧死,记录就会失真。悠悠千年,就听不到褒贬皇上的真话了。

  唐文宗李昂也对《起居注》充满好奇心,意欲一睹,起居舍人魏謩(mó)直言拒绝。李昂说:以前我可是看過啊!魏謩答:那是史官失职。假如皇上亲看《起居注》,史官履职时便有所避讳,所记所载怎么能让后人信服呢!李昂只好作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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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古代,开明之主非常重视史实记注的真实性。李世民阅看修订中的《国史》,当看到对玄武门事变的描述含糊其辞、多有微隐时,他对房玄龄说:当秉笔直书,不要藏着掖着,浮词一概删削。魏徵上奏说:君主身居至尊之位,无所顾忌,国史能够起到惩恶劝善之效。倘若史书不实,如何让后世为鉴呢?!陛下如今诏令史官修正实录,非常符合至公之道。

  历史上,铮铮铁骨、秉笔直书的史官名垂青史,令人敬仰。据《左传》载:董狐不畏权贵,大笔直书“赵盾弑其君”。孔子称赞:书法不隐,古之良史。《左传》又载:齐国太史记注“崔杼弑其君。崔子杀之。其弟嗣书而死者,二人。其弟又书,乃舍之。南史氏闻太史尽死,执简以往。闻既书矣,乃还”。对此,文天祥在《正气歌》中赞之:“在齐太史简,在晋董狐笔。”唐太宗、唐文宗曾屡次试图亲观起居注,皆被谏止。同样据《春明梦余录》载:一日,宋神宗赵顼在回宫后说了一些怪话,生怕史官得知后记上一笔,亟令左右:莫使起居闻之,闻则书矣。

  其实,封建帝王的言行举止并非一纸文字就可以完全约束得了的。《起居注》中歌功隐恶、曲意回护之处亦不乏其例。“政声人去后,无字句处看。”其功其过,历史自有公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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